“一起股份变更登记案”引发的法律思索

杭炜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几经修正,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则日臻完善,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条款却鲜有修改。近期,笔者代理了一起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案件,经过探析和论证,虽然获得胜诉,但非上市公司股份变更登记领域的混沌却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案件情况

叶某系上海某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因拖欠债权人赵某的债务于2015年10月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其股份转让给赵某抵债,并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备案,但未在工商或其他机构办理股份变更登记,现原告叶某提起诉请,要求撤销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变更,恢复叶某的股份登记。

二、案件焦点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是否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变更登记?股份变更不登记是否是有效的转让行为?

三、双方观点及法院观点

鉴于《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比较含糊,原被告双方在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产生了激烈的分歧:

(一)原告的观点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文义理解“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应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转让,而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应当经过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因此非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股权交易中心登记的股份转让行为无效,且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商登记上,仍然是以叶某作为股东,故应当撤销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名册变更,恢复叶某的股份登记。

(二)我方被告观点

针对原告的观点,我方作为被告,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反驳和论证,阐述了股份变更经转让双方协议,且经股东名册变更即为有效的观点。

1.本案中该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务院相关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我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的股份指的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股票),而本案股份系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因此不适用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前提条件。

同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予以累计超过200人的,为公开发行,应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为非公开发行。………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由此可见,如果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超过200人的,即使是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其转让也应当报经证监会核准。但在本案中,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为三名,远未达到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叶某和赵某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不违反该《通知》的禁止性规定,无需报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

2.虽然《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但是并未对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作禁止性规定。

本案系争的股份系非上市公司且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并不需要在证券交易所和股权交易中心进行变更登记。而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并未对未超过200人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进行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因此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叶某和赵某之间通过协议转让股份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经过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东名册中确认,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转让行为。

从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来看,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分为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可以采取背书方式或者其他交付方式进行转让,但公司法并未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股票)的交易场所进行限制性规定。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9月28日颁布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入证券交易所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一些地方也进行了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试点,如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等,除对国有股份的转让方式及场所有具体要求外,国务院并未对非国有股份的股东转让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方式及场所作出强制性的规定,没有明确要求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特别规定。

3.叶某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备案登记不足以对抗叶某与赵某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的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九条公司的登记事项中“(八)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第十条的规定:“公司的登记事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因此,根据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现行政策是不受理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变更登记,叶某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并不影响其与赵某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转让股份的权利,故叶某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发起人的登记不能对抗其出让股份的效力。

4.根据湖南省高院于2017年09月08日在(2017)湘民终340号《陈黎明与毛迪斌公司股份转让纠纷上诉案》的案例中得到充分的验证和体现。

在与本案类似的股份转让案件中,湖南省高院认为:“陈黎明与毛迪斌之间的50万股大康公司股份转让及代持的口头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口头协议符合公司法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不具有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在审判机关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非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没有强制性经第三方登记生效的要求。

最终,一审法院采纳了我方的抗辩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请。

四、本案的法律思考和建议

(一)对股份有限公司分类监管的必要性。

虽然我国《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一章中对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特别的规定,且于2018年10月26日修改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有关公司股份回购的规定,增加了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情形。但是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规定仍然非常模糊。尽管国务院在《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对200人以上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非公开发行和转让进行了特别的规定,初步体现了分类细化监管的思路,但是其效力层次仅为政府规章,且颁布时间历时已十二年之久,并未上升到法律的效力等级,同时也未对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股份转让、变更登记以及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转换等进行细化规定,容易导致股份有限公司监管的空白和混乱。笔者建议,考虑到200人以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特性,应当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管和运行规则,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股东人数较少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应当及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九条第(八)项的规定,对股东人数在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参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制度进行登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九条(八)项的制定初衷而言,由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股东人数较多的资合公司,进行备案登记的成本较高,因此仅登记发起人的姓名和名称。但是这种仅对发起人进行备案登记的规定,无助于增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流转交易的透明度,反而会混淆和弱化对实际股份持有人的保护。结合本案实际,可以看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差异性较大,如果疏于对股东人数较少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备案和监管,只会增加股份变更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股东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公司股份的流通,也不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健全。故从立法层面来看,应当完善对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管理制度。

综上,笔者有认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应当对各类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以便更好地完善我国各类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各类股份有限公司的优势及效应,更好地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