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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值近4亿元的走私案件中,财务主管的刑事责任

作者:王沁律师

一、案情简介

2020年初,G市海关在对进境邮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批澳门寄往内地的邮件存在异常。该批邮件寄件方均为某物流公司,申报品名为“计时器”,申报价格在150元至200元之间;但经查验发现邮件内容实为“浪琴”“卡西欧”等品牌进口手表,市场价格在1500元至26000元间。海关经电话查询国内的收件人,收件人均表示手表是在某国内电商平台开设的网店上采购的。根据线索,G市海关将网店老板汪某及多名网店员工一起抓捕归案,罪名为走私普通货物罪,涉案金额约4亿元。

二、律师介入

网店老板汪某为了经营网店在上海注册了X公司,顾某是X公司的财务主管,顾某的家属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委托了律师,律师迅速前往G市会见顾某。
初步向家属了解案情时,律师判断财务主管的角色、地位在公司里都是比较重要的,此案凶多吉少。但经过会见时的详细沟通,律师了解到顾某在公司只负责付款,对于物流、税收等并未参与。作为财务主管,她了解的公司信息虽然较多,但进一步分析本案的案情,如果本案构成单位犯罪,则顾某可能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在刑事拘留的第18天,G市海关主动将公司的运营主管和客服主管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但未将财务主管取保候审,显然海关认为财务主管的作用更为重要。律师在与侦查人员沟通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明确表示会将顾某移送检察院审查逮捕,于是律师决定着重在审查逮捕阶段与检察官沟通。

三、审查逮捕阶段的辩护意见——以本案构成单位犯罪为前提,为公司的财务主管进行无罪辩护

为顾某作无罪辩护的前提是本案构成单位犯罪。何为单位犯罪?《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辩护人在侦查阶段所能掌握的信息有限,但从已知的信息判断,涉案的X公司确实可能构成单位犯罪。但为谨慎起见,辩护词中未重点论述本案是否构成单位犯罪,而是以构成单位犯罪为前提,着重论述X公司的财务主管不需承担刑事责任。审查逮捕阶段,辩护人先后撰写了两份辩护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本案中,涉案的X公司也在网上销售国产手表,存在正常的贸易往来,并非以实施走私为主要活动,应当构成单位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了定义,并且明确表示“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一、顾某不是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做了明确定义,即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此外,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均在上述《纪要》的基础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论述:
(一)《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 251 号]北京匡达制药厂偷税案,对于“如何认定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一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中实际行使管理职权的负责人员;二是对单位具体犯罪行为负有主管责任。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非单位的管理人员,就谈不上主管人员;如与单位犯罪无直接关系,就不能说对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
司法实践中,主管人员主要包括单位法定代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单位的部门负责人等。但以上单位的管理人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只有当其在单位犯罪中起着组织、指挥、决策作用,所实施的行为与单位犯罪行为融为一体,成为单位犯罪行为组成部分之时,上述人员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处罚主体,对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院石磊曾撰文《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认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直接责任条件,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单位犯罪的发动者、批准者或者支持者;二是主管人员条件,即单位的主管人员应当是在单位中对单位事务具有一定的决策、管理、领导、指挥、监督职权的领导人员。
(三)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辩护人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就岗位身份而言,顾某在公司的职位虽然是“财务主管”,但财务部门仅2人,且都听命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汪某。顾某虽然顶着“财务主管”的名号,但并不真正具有“主管”的权利,且部门主管也并不等同于单位主管,顾某对于整个公司并没有管理职权。
2.就工作内容而言,顾某听命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汪某向供应商、物流公司、员工等方支付费用。她对于公司的整体运营并不具有决定权,X公司与哪家公司合作、买卖哪几款手表、去哪些国家地区进货、向哪一方付款等,都不是顾某可以决定的,也根本不可能在单位犯罪中起组织、指挥、决策等作用。顾某自始至终都是听命行事,没有决定权。
3.就权责对等角度而言,单独一个财务部门是不可能完成走私行为的,只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汪某才有能力掌控全局、统筹规划本案所涉及的走私活动。顾某没有能力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走私活动,也不应对于单位的犯罪行为负责。
4.就收入而言,无论X公司经营情况如何、营业额高低,顾某都只拿固定工资,其月收入仅几千元,没有提成或分红,对于年营业额上亿元的公司而言,如此低收入的人员显然没那么重要,不可能具有主管地位。
综上,顾某不是本案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二、顾某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秉持直接责任的双重构造并结合单位成员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对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做了明确定义:1.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2.起较大作用。
结合本案,单位犯罪的罪名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该罪名损害的法益是国家税收制度,而X公司的具体做法是未如实报税、“人肉”背货物入境。
顾某作为财务人员,工作内容是按照公司实际控制人汪某的指令转账、付款、汇钱。会见时,顾某告知辩护人,她刚进入公司时,老板汪某给她看过香港的报税信息,所以她相信这家公司是正规的。工作过程中,顾某对于手表的进货渠道、是否报税、如何报税,都是从其他员工的聊天中“道听途说”来的,她自己本身并不负责这些板块,所以也不清楚。此外,顾某作为财务人员,也没有实施过“人肉”背手表入境的行为。因此,顾某没有具体实施过损害国家税收制度的行为,她的行为不符合“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这一要件,更毋论“起较大作用”。
综上,顾某不是本案单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四、辩护效果

审查逮捕期间,律师多次与检察官通话,检察官虽未明确表态,但最终接受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审查逮捕的第7天下午,G市海关通知顾某家属去办理取保候审手续。5个月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未将顾某作为同案犯一起移送检察院。11个月后,海关通知顾某前往G市办理解除取保候审的手续,换言之,顾某确实无罪了。

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辩护人发现为单位犯罪案中的公司员工辩护时,即使是财务这类高危职业,也具有较大的辩护空间。当然,G市的司法环境也确实很好,天时地利人和,最终才达到最佳的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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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沁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具有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第十一届上海市律师协会刑诉法与刑事辩护业务委员会委员。专长领域:刑事辩护、刑事控告、涉外刑事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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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律师个人观点,旨在抛砖引玉、学术交流,不代表中夏律师事务所的观点,亦非法律意见。如果您需要律师法律意见或拟寻求法律帮助,请联系律师获取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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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特邀沈福俊教授等专家点评“2020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新闻”

 

1月7日,人民法院报评选了“2020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新闻”。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人民法院用司法为民书写忠诚,用公正司法诠释担当,在艰巨考验中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次评选注重新闻事件的大局性、影响力等,力求全面展示人民法院去年取得的积极进步和丰硕成果。

人民法院报特邀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夏律师事务所专家沈福俊等十位专家对新闻进行点评。沈福俊教授对十大新闻之一《裁判文书“破亿”凸显司法公开成效》进行了专业点评。

《裁判文书“破亿”凸显司法公开成效》

截至2020年8月30日18时,中国裁判文书网文书总量突破1亿篇,访问总量近480亿次。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网站,世界各国都能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及时了解中国司法状况。2020年12月4日,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开庭审总量突破1000万场,网站总访问量超过307亿人次。中国庭审公开网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务视频直播网站。

沈福俊教授对其点评如下:

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它要求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之外,审判活动一律要公开进行。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因为审判公开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最有效措施之一,是消除司法神秘、展现司法文明的最重要途径。

目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大发展背景下的审判公开,不仅做到了“全覆盖”,而且还将审判公开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中国裁判文书网文书总量突破1亿篇,访问总量近480亿次”“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级法院已全部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实现了案件类型全覆盖、法院全覆盖”“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开庭审总量突破1000万场”等成绩,让公众真切感受到了司法的阳光,一个公开透明的司法审判体系正在公众面前展现。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仅在每一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得到实现,而且还能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裁判文书上网、网上公开庭审等方式将司法的过程直接置于公众面前。它的结果必然是——公平正义用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司法审判领域的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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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如何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修正部分犯罪事实,取得更好的辩护效果

作者:何辉律师
近日,笔者承办了一起商业贿赂案件。案件事实比较简单,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员工在广告投放过程中为商业目的向广告主上海某信息科技公司商务总监陈某某贿赂了20余万元。作为一起认罪认罚的简易程序案件,很多承办律师在争取取保候审后即认为“大功告成”,庭审过程无非是走过场而已。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公安机关调取了被告人的手机聊天记录。聊天记录记载公司老总与被告员工曾有二次对话,均涉及“欲”对受贿人陈某某进行公关活动。据此,起诉书认定被告人是在公司老总指使下进行了行贿活动。
▲起诉书内容
在拿到起诉书后,客户提出希望律师进一步完善辩护成果。基于本案属于“认罪认罚”案件,笔者提出“认可起诉书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对次要犯罪事实进行补充辩护”的庭审策略。在开庭前,向法官和检察官提出了“1聊天记录只证实犯意表示;2实际转账时间与聊天记录的时间相隔过久;3聊天记录与实际行贿目的不一致。”等次要犯罪事实存疑的辩护意见以表明“辩方认可主要犯罪事实只对部分事实进行修正,非翻供或者不认罪”的态度,成功地降低了法院和检察院的敌意,为达到更好的辩护效果打下了基础。
基于“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据标准,一审判决全面认可了笔者的辩护意见,成功地去除了公司老总指使行贿的内容。
▲判决书内容
本案中,笔者成功为被告人争取到了缓刑的判决,同时也为被告人所在公司降低了商誉损害和减少了后续可能不利的法律后果,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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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辉

同济大学工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上海某检察院资深检务人员,现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深谙司法机关办案规则,熟稔司法人员办案心理,擅长把握案件争点。
精耕领域:刑事辩护、政府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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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新增“习惯”的部分对建设工程合同的影响

作者:李文华律师

萨维尼认为,法律的进化发展是从习惯法到学者法,最后再到法典编纂阶段,今天,我们也熟知习惯法为民法的渊源之一,然而,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却没有习惯法的位置,《民法通则》第六条的内容是“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遵循《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也无关于习惯的内容。

后来的民事单行法中,主要指《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物权法》、《婚姻法》等,开始体现习惯法的内容,今年颁布的《民法典》,则在延续前期单行法中对于习惯法的内容基础上,另有新增,这也就是习惯法在我国民事立法中从无到有到全面确立的基本脉络。

一、《民法典》中出现“习惯”的内容涉及十八个法条,五条属于新增,十三个属于延续原有单行法中相应内容

下表比对了《民法典》对于“习惯”内容的延续和新增经过,为减少篇幅,仅显示新增五处法条全文内容,其余从略。

二、对《民法典》新增“习惯”的部分对建设工程合同的影响分析

(一)新增的五条的后三条内容中,第八百八十八条与建设工程合同无关,第五百一十五条、五百五十八条对于建设工程合同可能产生影响,但可能影响的情境不多,且影响后果通过法条内容便能知悉,不需详析。

(二)关于《民法典》第十条内容,上列《民法典》的十八个法条,对于“习惯”的内容表述是不一样的,共有“习惯”、“交易习惯”、“当地习惯”、“风俗习惯”四种,再细读法条,可以察觉,凡使用“习惯”、“当地习惯”、“风俗习惯”之处,指的是习惯法作为一种法的渊源形式、相对于成文法渊源的补充,而使用“交易习惯”之处,则是指交易习惯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相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行为、在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的确立和补充,如果看出这一点,并了解《民法典》第十条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条“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一样,有意申明民事审判活动中法官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裁判,便可了解,《民法典》第十条内容也不对建设工程合同产生影响。

有人或许会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几个示范文本明显是施工领域的交易习惯,且已为很多判例所确认,怎么说《民法典》第十条对于建设工程合同没有影响呢?实际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前后4个示范文本作为交易习惯,其意义在于示范文本所反映的交易习惯、相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行为、对施工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无约定或约定不清时的确定和补充,其法律渊源在于《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即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可该条本来自于《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从此角度,《民法典》第十条并不对建设工程合同产生影响。

(三)真正对建设工程合同发生影响的是《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该条内容为,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该一法条的前身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简称“《民通意见》”)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根据该条前款部分,可知默示可以作为意思表示的方式,但根据该条后款部分,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这里存在一个漏洞,即默示无法通过交易习惯而构成意思表示,这一漏洞在《民通意见》中是可以理解的,毕竟1986年的《民法通则》都还没有习惯法的位置!本次《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补齐了这个漏洞。

上述补漏行为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是有意义的,它提供了在施工合同中,当以示范文本作为交易惯例引入时、默示视为意思表示的路径,仅以最新的2017版示范文本为例,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的通用条款部分,出现“视为”的地方有29处,出现“视同”的地方有1处,2013版示范文本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示范文本的通用条款的“视为”、“视同”对于合同争议的意义,这些“视为”、“视同”的地方往往出现在一方提出某项主张或声明时,对方不做回复(即默示)的情况下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举例,19.2对承包人索赔的处理(1) 发包人应在监理人收到索赔报告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28天内,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索赔处理结果。发包人逾期答复的,则视为认可承包人的索赔要求,假设在一个未使用示范文本的施工合同纠纷中,承包人提出了索赔,发包人逾期未作答复,那么,在引入示范文本作为交易惯例的前提下,如果进一步的以逾期未复作为默示的意思表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就是其法律依据,若非该条,根据《民通意见》第66条,默示并不能符合交易习惯而构成意思表示,发包人的逾期未复行为就不会产生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应该是注意并解决了这一问题,今后,以施工合同的示范文本作为交易惯例引入时,默示构成意思表示就有法可依了,这本来也是交易习惯可以和应当起到的作用。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对于建设工程合同之影响,在施工合同之外的工程合同中,在此暂不分析了,首先是因为工程合同的主要纠纷还是在施工合同方面,其次相对于施工合同的示范文本,其他示范文本能否作为行业交易惯例,会被判决支持,争议也大。

综上梳理与分析,习惯在我国民事立法中,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到全面确立和完善的过程,《民法典》相对于之前的民事单行法律,真正新增的“习惯”内容部分只有五条,其余均是延续,在五条新增内容中,真正对于建设工程合同发生影响的是第一百四十条,在施工合同领域,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能作为交易习惯的基础上,发包人、承包人的默示行为构成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自此就有法可依不容争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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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华律师,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律师协会建设工程与基础设施研究委员会委员、普陀区政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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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邹娟娟律师光荣入选2020年闵行领军人才,成为中夏所第三位获评领军人才的律师

2020年12月25日,第十五批闵行领军人才颁证仪式在闵行区委党校举行。闵行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才办常务副主任夏林到会,代表闵行区区委、区政府向第十五批闵行领军人才入选者表示祝贺,并对各领军人才提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带好团队、育才树人,力争为闵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殷切希望。

我所邹娟娟律师光荣入选,系本批入选人才中的唯一一名律师,同时也是中夏所继上海市领军人才和闵行区领军人才张鹏峰律师、闵行区领军人才杭炜律师之后的第三位获评的律师。

邹娟娟律师与中夏多名资深合伙人和新锐律师一起针对教育、科技产研合作和文娱三个方向业务日益创新、综合、国际化的特征,开展法律前沿问题研究,为企业起步阶段的法律风险防范提供高效和可负担的解决方案。中夏律师事务所也在行政法、房地产法、公司法的传统强项之外,于跨国法律合作、教育合规、进出口合规、商业秘密保护、刑事风险防范、新类型商业模式争议解决等多领域获得了优异处置表现。

我所对此次入选的48位领军人才表示诚挚祝贺。希望在多位人才的共同努力及带领下,闵行区将成为人才聚集、环境优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人才高地,进一步提升闵行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衷心期待我所邹娟娟律师未来在广阔舞台上的进一步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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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杭炜律师举办关于律师执业风险防控的讲座

为规范中夏律师执业行为,严明执业纪律和执业底线,防范执业风险。12月17日下午,中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杭炜律师,作了题为《知规则 守规范——律师执业的风控之道》的讲座,中夏律师们汇聚在一号会议室,参加了这场有意义的活动。

杭炜律师结合自身作为市律协纪律(惩戒)委副主任的经验,从律师执业监管的动态、律师会员处分类型、会员处分程序及应对这三个部分进行今天的讲座。着重讲解了律师会员违规的9个类型,对执业规范、行业处分、违规行为、律师风控及合规等方面做了深入讲解,让大家对于在执业过程中、执业机构中的各项纪律遵守有了系统的了解。

大家听了杭炜副主任的讲课,强化了执业纪律意识,将在今后的执业中存敬畏之心,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规范执业行为,向社会展示律师的良好形象。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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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日常为民事 非同寻常暖人心——记中夏党员律师彭惠英成功化解一起房屋连环漏水难题

12月4日,恰逢全国法制宣传日,同时也是国家宪法日,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银都苑102室、202室、302室的三位业主,特意向我所合伙人、党员律师彭惠英送来锦旗,感谢彭律师成功化解了三户业主长期以来的房屋连环漏水难题,进一步融洽了邻里关系。

案情介绍:
杨阿姨为银都苑102室业主,许阿姨为银都苑202室业主,陈阿姨为银都苑302室业主。一起房屋连环漏水问题打破了原本安宁的邻里关系,三户业主为如何解决漏水问题意见不一,漏水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

彭惠英律师作为银都苑小区的结对律师,在了解基本情况后,与小区居委会调解老师胡凤琴一起积极组织三户业主进行协商、调解,最终三户业主达成了一揽子和解协议,三方握手言和,困扰许久的房屋连环漏水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结对律师行于日常的案件,往往谈不上高大上,但每个案件的处理,唯有律师设身处地为当事人解决“糟心事”,方能让当事人在案件中感受到法律非同寻常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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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夏所副主任李晓茂律师为全市医保干部做《民法典对医疗行业影响》的讲座

11月30日下午,中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晓茂律师作为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的外聘政府法律顾问,在2020年医疗法治建设培训中给全市各区医保干部做了开场讲座。

▲讲座PPT

讲座的主题是《民法典来了——民法典对医疗行业的影响》,李晓茂律师精心准备,认真梳理了民法典中有关医疗方面的内容,从总则编到物权编到合同编到人格权编到产品责任编到侵权责任编,从六个方面讲了民法典对医疗行业的影响。

▲李晓茂律师

李晓茂律师结合自己的执业经历、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触类旁通,将民法典的新变化,以案释法,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将民法典对于医疗行业的影响生动地讲了出来。

其中既有总则中对于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类型的梳理,又有各具体章节中民法典在医疗行业的新变化。

李晓茂律师特别对于侵权责任编中有关医疗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讲解。例如,民法典强化了医务人员告知义务并拓宽告知方式,不再限定于书面告知;强调了完善“病历资料”有关的医疗机构过错推定适用情形;增加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医药产品损害责任承担主体;强调病历资料的制作保管与查阅复制的时效性;增强对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加强对医护人员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

▲活动现场

整个讲座生动有趣,案例详实,会后李晓茂律师和在座医保干部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一个半小时讲座转瞬即逝,对每位在座的医保干部而言,可谓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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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中夏律师顾宇清、洪斌晖荣获第四届“闵行区优秀青年律师”荣誉称号

11月27日,第四届“闵行区优秀青年律师”评选活动圆满落幕,中夏律师事务所的顾宇清律师、洪斌晖律师凭借专业实力和现场表现,成功获选。


▲闵行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金海民致辞

闵行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金海民等领导及七位评委出席了本次活动。18位选手经过TED演讲和现场互动进行了激烈PK。


▲顾宇清律师TED演讲


▲洪斌晖律师TED演讲
此次评选活动,由闵行区司法局、闵行区法学会、闵行律工委主办,分为微信投票、专业评审、现场展示三个环节,线上和线下前后历时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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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夏所团支部换届选举大会顺利举行

11月25日,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团员大会在一号会议室顺利举行,选举新一届团支部委员。

▲通过选举办法

大会首先听取了上届团支部书记钱博作的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换届选举办法,选出候选人及监票人、计票人,并严格按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要求,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和差额选举办法,选举张文奕、范欢、钱炜、沈维丽、周浩等5名团员为新一届团支部班子成员。大会选举结束后,新一届中夏所团支部班子成员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范欢为团支部书记、选举张文奕为团支部副书记。


▲宣布计票结果

中夏所党支部书记徐军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本次换届选举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并向新一届团支部班子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各委员要协助党支部,切实加强青年律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打造青年成长成才平台。

▲党支部书记徐军讲话

▲新一届团支部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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